返乡十二载，土地有神灵
先锋物种在生态系统率先生根之后，会逐渐改善这个系统的容纳度，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其它的物种开始进入系统。系统中物种多样性的增加，也是先锋物种被边缘化的过程。
—— 先锋物种，一个生态学概念
1
差不多10年前，一前一后，有两波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返乡，成为公众眼中的“逆行者”。
第一波年轻人，带着批判精神，带着对于过度城市化和资本扩张的反思，回到农村，希望重整生活、甚至价值观。他们把农业当作有别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强调农业的生态属性和乡村的文化属性；对于把农业农村全盘商业化的潮流，他们警惕地保持一定距离；也不主动迎合或附和政府的安排，追求独立性；有时，甚至是“不妥协”。
●作为第一波返乡青年的一员，我在从奥美离职后，2011年作为实习生在京郊小毛驴市民农园待了一段时间，和其它实习生住在农场边的农家院里。
后一波年轻人，则把重点放在农业的商业化上，专攻营销和文创。10年以后，许多成为了当地的农业“带货人”，受到电商和当地政府的热捧。
10年以后，第一波年轻人，多半遍体鳞伤、一些人杳无音讯。
一位常年关注返乡议题的写作者问我，是不是现在条件变好了？她感觉返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我竟不知如何答复。想想25岁返乡的自己，甚至有种“死无葬身之地”的后怕。
●我和妻子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就有了“梅和鱼”这个品牌。
当然，这是10年之后的“回望”。10年中，这两波年轻人几乎是没有交集的。第一波在公益组织和社群自组织的协作下，走在社会的“边缘”不断探索；后一波则大踏步走着主流的商业化道路。即便他们有物理的交集，恐怕也是彼此看不懂，相互看不上。
我是在海南“发现”这件事的。2019年底（疫情爆发前），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组织大家游学。其中一站是一个柚子农场，老板跟我们相仿年纪，却已经坐拥几千亩基地，还在大力修建酒店文旅项目。
她同时提及另外两个伙伴，一个有几千亩的苹果+酒店，一个有几千亩的玉米+工厂。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两波返乡青年的“遭遇”。
2
冲击当然是有的。我们开始担心，如果不能把对于乡村和农业的反思观点传递出去，寻找更广泛的支持者，那么自己认同的“第一种返乡”模式也就变得不可持续了。
那时候大家已经跟着沃土可持续农业中心的池田秀夫老师学习了几年堆肥。池田老师已经80多岁，在退休之后，到中国义务推广生态农业，并在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提出了“笃农家精神”。在日本，“笃农家”指的是对“积极参与并热衷研究的农业从业者”的一种尊称。
●2018年，我的父亲（左）和池田老师在黄山一起做堆肥。
大家倡议，围绕“笃农家精神”成立一个共同品牌，凝聚起来，共同考察，共同试验，共同面向外部世界。
出圈，这差不多变成了2020-2021年的探索主题。我们在凌晨4点调研主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去威海参观2000亩的巨型果园；在山东莱阳拜访一位草莓老农，他把草莓卖到了东京，还在陕西和甘肃做草莓技术指导，并销售农资。
●2021年，我们几个各有所长、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返乡青年一度计划成立一个共同的品牌，出圈进入更大的市场，但这个计划迄今尚未落地。
走了一圈，内心仍旧反复的纠结。翻开当时的笔记，满是这样的困惑。
为了适应机械化、规模化生产，这里的苹果树不是我们常见的那样子，它没有形成圆形的冠体，不是三维的。而是平面地列成紧密的一排又一排，植株间距1米不到，就像小番茄和小黄瓜那样。水肥采用滴灌，打药除草采用机械。边上是分装车间。在一条价值600万的流水线上，苹果按照直径被自动分成70-95厘米的不同类别。
在这样的模式下面，小农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系统的螺丝钉。无论在农场疏果、修枝，还是在车间里分装、打包，都是和工厂流水线一般枯燥而缺乏灵魂的工作。巨型农场所假设的远景，即是机器取代人工。就像快消品一样，全部的“灵魂”和创意只在于包装和广告之中。如何对抗人工智能的未来，使农民变得更具创意与价值，变得无法取代，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的议题。
2021年3月5日，山东威海
在立君组织的果树剪枝工作坊上，我还试图劝退一个采取“第一种返乡”模式的朋友。
这是一个阿纳斯塔夏的粉丝，“夏友”。35岁，已婚有孩，从研究院辞职，打算返乡做农业。她跟立君要野生苹果的种子，因为“野生苹果不用剪枝、可以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去生长，为什么农业要这么累呢？”
“野生苹果不好吃不是？”我问到，想提醒她没有商品性的苹果恐怕比较难卖。
“但是有营养啊，好吃就一定好吗？”
追问没再继续。我抑制住了自己以过来人的语气劝她“不要太天真”。
我又在笔记里写下：
珍惜遇见的每一个看似激情过头的人吧，不要讨论策略、路径、现实、经验，拥抱这尘世难得的、剖向庸常自我的勇气！
3
后来的返乡者，大都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4
如果，返乡只是把城市及其逻辑搬运过来，那又为什么要返乡呢？
10月，秋蚕吐丝作茧之后，到上海和一群做“社会创新”的年轻人交流返乡话题。面对心中越来越大的疑问，我迫切地想要寻找到答案。
●我在上海介绍返乡经历。
组织者按照“含乡率”把返乡人群分成城市乡村主义、城乡若比邻、数字游牧、乡村候鸟和乡村扎根五个类型。
比如，对于“含乡率”最低的城市乡村主义型，活动组织者是这样描述的：
“袋子是一名活跃在B站的可持续生活爱好者。以前的她并不关心农业和食物议题，现在的她相信再生农业是扭转气候危机的有力行动，也认为购买负责任生产的农产品，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灵收获平静和健康。袋子现居上海，会在浦东的农场订购有机蔬菜。除了吃的应季、吃的当地之外，她也会选择盲盒订阅的形式，‘地里产啥，就吃啥’。”
而我，则属于最后一个类型——“含乡率”最高的乡村扎根型。
●和“含乡率”高高低低的社创青年们在上海。
参加这样的活动，以前多半是不乐意的。我会“警惕”，没有太多乡村生活经历的城里人，又怎么能理解乡村呢。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虽然在5种不同类型的乡村生活者中，我可能是“含乡率”最高的那一种。但仍然得到了哪怕是“含乡率”最低的启发。我跟袋子学会了做银杏果的方法，回村就在路边捡了一袋，用烤箱做了一盘。
●我从“返乡率”最低的袋子那里学会了烤银杏。
在返乡这个领域，没有谁是天然的导师和专家。乡村也不应只属于农民。
当然，通过这次交流，我也确实发现，乡村议题，即便多年来始终是中国的一号文件主题，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关注者仍较少。许多人对“让农民上楼”这样的议题并不知晓。城乡的更多沟通是必要的。
这种收获，也是长久的纠缠之下、不断反思、实践与探索才得来的，而不是简单的一句’你要开放心态’。开放的前提，还是在于，你要拥抱自己，拥抱乡村的本来。
2022年10月22日，上海
5
11月扎扎实实地采了半个月杭白菊。因为要一直弯着腰，往年采半天就败下阵来。今年却是从早到晚坚持了下来。
我想着父亲是那样认真而具体的对待每一株菊苗，给每一株都扦插、施肥、拔草、压条、掐尖、竖篱。不能辜负，心就沉了下来。
晨起采菊去，朝露沾衣裳。
暮色迟迟归，犹恐明日雨。
2022年11月3日，浙江桐乡
●全家老少齐齐上阵采杭白菊。
几个上海青浦的朋友到访，还带着我去了附近她曾工作过的乡村项目点。村子已经整体拆迁，门口是一个老厂房改造的空间巨大的旅游接待中心。我看了眼馋，忍不住想，要是给我们做蚕丝工坊该多好！里面还有几栋新建的地中海风格的白色度假别墅，带泳池。露营基地因为天黑没能看成。
朋友对前公司意见很大，觉得这些乡村发展项目，动辄花去上亿资金，却跟本来的村庄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就是造了个为城里人服务的消费景区。村民也都搬出去，移到了集中安置小区里。
心情复杂。
原来也听过这个乡村发展公司，争议性较大。我也喜欢不起来。只是没想到它的前员工首先发难，一边采菊花，一边吐槽。
另一方面，这个项目客观上给村里的年轻人提供了就近的工作机会，虽然不多，但也能让那几个年轻人不用背井离乡，去城里谋生。
本地村民，大多数热烈期盼着“被拆迁”。农业本身挣不了多少钱，年轻一辈也早就不从事。与其留着有名无实的村庄外壳，倒不如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拿到一笔补偿款，去小区里造起新房子。有时还能在新的“景区村庄”打份零工。
朋友和我的不满与担忧，恐怕竟是“书生之见”。
6
从广西到江西
总是遇见躬在地里的割稻人。
一个省又一个省
草木黄了
一个省又一个省
这个国家原来舍得用金子来铺地。
可是有人永远在黄昏
像一些弯着的黑钉子。
谁来欣赏这古老的魔术
割稻人正把一粒金子变成一颗白米。
不要像我坐着车赶路
好象有什么急事
一天跨过三个省份
偶尔感觉到大地上还点缀了几个割稻人。
要喊他站起来
看看那些含金量最低的脸
看看他们流出什么颜色的汗。
《11月里的割稻人》，王小妮
或许，老农没有书生想象的那般脆弱：村子拆了，就一蹶不振。这世界由不得他们脆弱。如果竟是这样，这片土地又要被眼泪淹没多少轮呢。他只是举着锄头，站起来，隐隐前行。可是，土地、房子、村庄，没有一样是确定的，农人又该如何安放自己呢？
2022年也有一本人类学著作《假病》问世，作者描述了一个杭嘉湖平原村庄的古老信仰和地方性知识，和我所在的村庄正河浜如出一辙。
“每次回家，我都会为新建的一处厂房而苦恼，因为当我的家乡被这种高大灰色的建筑物所包围和蚕食时，家乡给我的陌生感也越来越多。” 离开村庄十几年、已经在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同乡作者沈燕写到。
但是，当她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尽管一切都不确定，村民仍然能够通过地方信仰的实践维持着内心的安稳。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离村落“不可见的世界”越来越远，已不知该如何去表达和实践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就只能被可以完全认识的世俗世界所取代了呢？事实上早有人说过，‘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也是和戏剧最接近的’。”
《假病》，沈燕
●今年，我也记录了一场《假病》中详细描述的本地信仰“拜桥忏”。
7
某种程度上，我是“乡村原教旨主义者”。乡村被置于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块，是净土，掺不得半点沙子。
不同于大多数，我的返乡，不是创业，不是食品安全的解药，不是退休的田园生活，也不是乡村振兴政策的“风口”。
我将乡村看作是自己的身份认同，去回答“我是谁”。
所以，虽然“梅和鱼”2013年才开始做，行动却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具体做什么，商业或非商业，农业或手工业，是没有精确计算的，重要的是在“将乡村视作身份认同”这一根本动机之下展开实践。
一开始是在小毛驴农场和行动援助（Action Aid）的框架下做学术研究，做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村田野调查；然后是短暂的在浙江老沈的愚夫农场种地；进而是2012-2016年在上海与乡村之间，进行半农半X的生活实验和实践；持续至今，也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做蚕丝被手工艺和传统农桑文化。
总之，我将乡村与外面的世界，截然分开。
●2011年，我离开奥美，先在行动援助接受培训，然后被派往广西的一个壮族村落开展调研，并完成一份报告。
很像一开始，离开广告业，进入乡建。在乡建团队接受的教育，是反对消费主义和过度城市化。很难想象，如何将广告业与乡建结合，因为两者从根子上就不同。更不用说“融合”，我在那时的乡建团队都闭口不谈，觉得广告竟是种原罪。
后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半农半X，做品牌咨询也是一样。我其实是抗拒、也无法想象给乡村领域的项目做品牌咨询。我很难放开自己对于乡村的身份认同定位，而去“客观”“冷静”“专业”的，哪怕触碰一下。
商业的归商业，乡村的归乡村。我不想把乡村这件事变得不纯粹。
8
但是，世界并不由我。
当我想把乡村关起门来，“陌生人”却不断破门而入。
最近参加线上举办的第十四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因为阳了，大部分会议都没能参加，但还是注意到了更多新面孔，如上市公司、基金会、资本代表等。
2011年，我们还在小毛驴农场时，协作组织了第三届CSA大会。记得是在人民大学里，参与者大多为学生、老师和公益组织。2013年，返乡以后被邀请参加了第五届大会，主办方是同济大学，还去崇明岛参观了“设计丰收”改造的农房和大棚，印象深刻，觉得农业还能这么玩。
●2013年的CSA大会在上海举办期间，我和妻子参观了由同济大学团队主持的“设计丰收”改造的大棚和民宿，印象深刻。
往后，也参加了成都、广东等地的CSA大会，整体印象是其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主办方和资助方也由公益组织、高校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论坛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我却感到越来越孤单和被边缘化，深入的讨论越来越难。
今年CSA大会的主题是“新时代 新农人—— 社会生态农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有一期论坛是生物农药，企业讲自己的困难是市场有好多低成本的假生物农药，劣币驱逐良币，听起来也挺不容易。但之前，我们在沃土可持续农业中心讨论生态农业，反对的恰恰是这种简单替换的思维：用有机肥替换化肥，用生物农药替换化学农药。这还是机械的还原论，并不是真正的生态思维。
但社会生态农业出圈后的事实就是还原论大行其道，似乎只有这样，企业、资本、技术等各方面才会进来，才有可行的商业模式？不禁反思，我们之前对生态农业的要求是不是吹毛求疵，以至于寸步难行？
一家参与CSA的资本这样写道，“投资只是工具，它是通向终点的途径而不是终点本身，一家企业存在的价值也不仅仅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作者注：如有，我们尊重、理解，但暂不在本文进行讨论）。我们相信，正如人类通过工作获得报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生来就是劳动的机器，一家企业或者投资机构获得收益亦是为了让其可持续地经营，并通过其业务来实现对社会或自然的价值。”
月丽说，也应该邀请这些大企业、资本来我们的“团力结构”播客聊聊，双方不一定认同，但开启对话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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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想，“贪婪”的竟是我们自己：既想要保留“第一种返乡”的纯粹性，又试图驾驭商业力量，让这种纯粹性可持续、可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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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在村里的网红咖啡馆，返乡研究者Sandy说，我觉得你们还是不一样，是要自己亲手劳作，把身体作为方法。
另一个朋友Cher在给我的访谈提纲里写到，“虽然今天也有很多人在超载的城市压力下去到农村生活，但你的经历和我在B站上看到的农村小布尔乔亚式的桃花源故事截然不同。你是实实在在回乡务农，种地养蚕，做回农民，靠老天爷赏饭吃。”
Sandy和Cher其实都没有太多乡村经历，是典型的城里人，在返乡成为“显学”的滚滚当下，能注意到我们返乡的不同，我感到很欣喜。
最深沉与最简单，有时往往是一样的。
沃土农耕学校的月丽从2022开始从乡村转入城市，在高楼耸立的深圳，耕作一片屋顶农场。每周都有大量的城市居民去屋顶锄地、播种、收获，某种程度上，城市更需要大自然的滋养。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返乡”？
想起种咖啡豆的泰国返乡青年Lee跟我说的一句话，“最终，我们所希冀的，不过是回家。”
●2020年初，我（左一）在泰国拜访返乡青年Lee（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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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未来学家俱乐部组织的未来乡村茶话会。我突然冒出一句话，“未来乡村需要给这个世界提供一个当下隐匿不显的乡村的逻辑”。
究竟什么是“乡村的逻辑”呢？它又为何“隐匿不显”？
从扶贫到消费，主流的乡村工作，一脉相承的是经济视角。并且，常常，城市是俯视的。它的指向是拉平城乡的（经济）差距。这一点当然也很关键，尤其对中西部的乡村来说，返乡者能够回到自己的村、镇、县，有一份稳定工作，无论是三产中的哪一产。
只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认同视角，看到了拉平以外和之后更多的可能。
乡村的逻辑，可以是传统小型农业对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再生农业等环境议题的有效回应；可以是在地知识系统对于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深厚支撑；可以是地方信仰对于转型社会的人心安定。
简而言之，送文化进城。
●在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传统小农经济天然的多样性，会被如何评估？
12
返乡十二载，仍然没有答案。不断有困惑，不断要探索。
今年最大的收获，是在春蚕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原来，养蚕就是目的本身。
能在土地上真实的劳动，在身体意义上，重新建立对于现实、自然与世界的感受。是一种需要，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幸运。
所以，与被边缘化的终局恰恰相反，如果把第一波返乡青年比作先锋物种，那我们在生态系统中率先生根、改善容纳度之后，终于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生长。
●采桑叶的母亲、种杭白菊的父亲，从蚕沙中找出蚕宝宝的儿子，以及他笔下做蚕丝被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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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通社
作者
于建刚
在江南的丝绸村庄正河浜出生、长大，2008年大学毕业，在北京从事品牌咨询的工作。因为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11年辞职，成为小毛驴农场实习生；随后，又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壮族村寨从事乡村建设的志愿工作。返乡后与妻子梅玉惠成立“梅和鱼”，从事精细工艺蚕丝被的生产与手艺传承，希望活化中国农桑非遗，创造新的传统。微信公众号：梅和鱼
如无标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天乐
版式：莳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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